諜報員、教師、“大同盟”創(chuàng)立者、軍管代表、海關關長，迥然各異的身份濃縮了一個人一生。這也許是戰(zhàn)火紛飛年代的一個特例，但確是早期中國共產黨員的人生寫照。他普通又特殊，平凡又偉大，從他的身上可以看見信仰的力量以及生命的價值。他用一生為“共產黨員”這四個字留下最生動的注腳。
沖破舊式家族的桎梏
曾百豪，原名曾少挺。廣東惠陽人，1924年4月3日出生于廣州一個舊官吏家庭。祖父是清朝縣令，父親是國民黨少將軍官并娶有兩房太太，家中仆役二十余人。家境雖優(yōu)渥，但舊式家族中也常有著不為外人所知的苦楚。曾百豪在回憶其童年時說：“因常常受大房太太的欺凌，母親于病中孕育了我。誕生在苦難中的我，先天身體羸弱……我的童年時代，差不多都是被禁錮在腳踏凳上，在母親的眼淚里度過的?！薄按蟾纾ㄍ府惸福┯幸淮螏缀醮蛎@我的雙耳，其緣由只不過是倔強的我不肯向他說聲‘早晨’（即早安）……其實，說起來，我的性子也委實來得倔強，就連母親打了我，我也不曾當面哭泣，寧愿藏在無人的角落流淚。”兒時所受的不公對曾百豪的一生影響至深，從那時起，他便萌生了要沖破舊式家族的桎梏，去尋求一個生而平等的新世界的強烈愿望。
“救中國”成為一生的追求
小學畢業(yè)后，曾百豪告別了家人，只身來到離廣州300公里的韶州師范學校，在這里他度過了決定其一生抉擇的求學生涯。
在師范校園里，活躍著一群思想進步的學子，陳松茂、林名勛、唐北雁、陳仲舒、黃藝華等人對曾百豪影響至深。他們愛讀《新青年》《庶民的勝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常常討論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鄧中夏……“他們的胸中總是燃著一團火，那就是——救中國！……我思想的轉變以及后來選擇加入中國共產黨，都是受我韶師時代的先生和同學們的影響”“同學們在思想的碰撞與交流中拓寬了眼界，對人生有了自己獨特的見解。在這樣的學習氛圍里我成長了不少，并對哲學和社會科學等產生了深厚的興趣”。“救中國”像一顆種子深深地在他的心里扎下了根。
曾百豪在韶師求學期間，便開始與思想進步的同學們一道搞起了學運。1944年，日寇計劃進攻廣東曲江，為響應國共第二次合作提出的共同抗日的號召，即將畢業(yè)的曾百豪與校友林楓在校內組織了一支“戰(zhàn)地工作隊”準備去前線慰問抗日的戰(zhàn)士。他們從學校出發(fā)，曾試圖尋找中國共產黨在廣東地區(qū)創(chuàng)建的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簡稱“東江縱隊”），在經過清遠到達英德后，遇到了國民黨廣東北江挺進第二縱隊（簡稱“挺二縱隊”）。曾百豪最要好的朋友林名勛希望他倆一同加入這支部隊，曾百豪回絕了他，因為他一心想加入的是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部隊，但林名勛對他說，“在這里，一樣能抗日救國！”
打入國民黨軍隊“心臟”
1944年，曾百豪以“曾挺”的名字進入了國民黨“挺二縱隊”，成為一名諜報員。當年建議他進入“挺二縱隊”的林名勛其實已是一名中共黨員，他按照中共粵北地下黨組織的計劃，通過時任“挺二縱隊”政治部主任黃楓華的關系，安排曾百豪打入國民黨軍隊的“心臟”，派遣給他的任務是為黨提供重要情報。這是一段驚心動魄的歲月，這一時期國民黨在華南的軍事布局、作戰(zhàn)部署、戰(zhàn)備物資運輸補給線等重要情報，被源源不斷地發(fā)往中共華南地下黨組織。
1945年3月，因工作出色，曾百豪被正式吸收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創(chuàng)立東寶人民解放大同盟
1948年春，曾百豪帶著黨賦予的新任務，來到寶安縣簡易師范學校（簡稱“寶師”）。他對外公開身份是英文教員，利用這一職業(yè)為掩護，組織成立了黨領導下的外圍組織東寶人民解放大同盟（簡稱“大同盟”）。
曾百豪，就這樣從一名諜報員成為了一名教師。在授課之余，他組織進步學生成立讀書會，為學生帶去進步的書籍和刊物，講解中國的革命形勢，分析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兩大陣營的發(fā)展大勢。很快，一批進步學生陸續(xù)加入到“大同盟”隊伍中，隨著這支黨的外圍組織逐漸發(fā)展壯大，除了“寶師”外，還有寶安中學（簡稱“寶中”）的進步學生也加入其中?！按笸恕庇伞靶切侵稹本鄢闪艘皇鸢?，點亮了在黑暗中尋找光明的青年學子們前行的道路。
1948年底，廣州物價飛漲，市民的日常生活已難以為繼。這一年，學校竟發(fā)生了克扣學生的生活補貼和口糧的惡劣事件，很多窮苦學生頓時陷入了失學的窘境。曾百豪決定組織“大同盟”成員開展“反內戰(zhàn)、反迫害、反饑餓”的學生運動，幫助廣大師生渡過難關，并以學運配合黨組織粉碎國民黨廣東當局對人民武裝的“清剿”。
此后，曾百豪接到命令返回游擊區(qū)，并被任命為中共寶安縣委直接領導的中心支部書記，作為縣委代表派駐香港，負責寶安縣南頭、西鄉(xiāng)、深圳鎮(zhèn)一帶的情報收集、策反和統(tǒng)戰(zhàn)工作。
參與解放寶安縣 接管九龍關
寶安縣，即今天深圳市的前身，因為毗鄰香港，工商業(yè)發(fā)達、交通便利、人口較多，其政治形勢較內地敏感。1949年4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發(fā)起渡江戰(zhàn)役，各路大軍向南挺進，華南地區(qū)解放在即，為和平解放寶安縣，急需掌握國民黨的兵力部署與調遣的情報。曾百豪根據黨的指示，在國民黨寶安縣黨部內啟用了一位重要的情報人員——溫鞏章，他是縣政府電臺的譯電員，于1945年8月被秘密吸收為中共黨員。溫鞏章的上線是曾百豪，在此之前一直處于靜默狀態(tài)。曾百豪在關鍵時刻決定喚醒這枚重要的“棋子”。當時黨在寶安設有完善的情報網站（站長：戴震），下轄2個支站、8個分站（岼山、龍崗、橫崗、沙灣、深圳、新墟、淡水、沙坑）、4個情報點，主要任務是傳遞情報，保持通訊暢通，運送軍用物資等。這個時期，國民黨的守兵布防圖，各炮樓設置以及槍械、彈藥儲備等重要情報通過這條重要的情報網及時傳遞到了中共地下黨組織，為解放軍掌握決勝主動權和接管工作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其中，和平解放寶安縣是從成功策劃的九龍關起義開始的。
1949年10月14日晚，中共派出談判代表黃作梅（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在九龍關二等監(jiān)察長黃昌燮的陪同下，到九龍關稅務司公館與稅務司經蔚斐談判，就九龍關和平接管達成八點協(xié)議。次日，稅務司經蔚斐在海關秘密布置協(xié)議執(zhí)行措施，他命令各支關和艦艇將原懸掛的國民黨旗改掛成海關關旗，以此作為等候接管的信號。10月16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zhàn)軍的一個營秘密進入寶安縣山廈村，形成了對國民黨駐軍合圍之勢，反動武裝紛紛瓦解，投誠及起義者與日俱增。10月16日，留守寶安的國民黨稅警團和護路大隊1500余人集體投誠，遷駐黃貝嶺，聽候改編。這標志著“兵不血刃”解放寶安的目的初步實現。
1949年9月12日，中共寶安縣委在龍華窯召開會議，研究迎接解放軍入城前的各項籌備工作。1949年10月，黨組織鑒于曾百豪長期在寶安工作的經歷，將他任命為寶深軍事管制委員會（簡稱“軍管會”）的副秘書長，協(xié)助軍管會開展對國民黨政權機構的接管及城市管理和改造。10月19日下午，軍管會成員以人民警察的名義，從布吉乘坐貨運火車直下深圳，順利接管了國民黨地方政權——深圳鎮(zhèn)人民政府。10月21日，軍管會接管了九龍關緝私總部。稅務司經蔚斐隨即通電中央人民政府海關總署（籌建中），宣告斷絕與前總稅務司署的聯(lián)系，接受海關總署的領導。軍管會順利完成各項接收工作，包括九龍關及11個支關（在港3個），結存公款420萬元（港幣），職員、關警和船員共計1134人，艦艇27艘（其中緝私艦艇24艘），另有武器包括輕重機槍153挺、其他槍支1037支、子彈37萬余發(fā)及房產一批。其中，起義回歸的27艘緝私艇在1950年3月-5月解放海南島的戰(zhàn)役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籌建大鏟島海關
1949年10月上旬，中國人民解放軍乘勝南進，駐守在寶安縣的國民黨部隊有的從寶安逃往香港，有的從南頭逃往大鏟島、伶仃島，這些小島一時間成了潰敗之軍的最后據點。11月6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兩廣縱隊炮團在當地部隊和民兵的配合下，向大鏟島國民黨殘部發(fā)起進攻，先后擊沉敵艦5艘，突擊隊員登島后，敵軍倉皇登船逃竄，被解放軍猛烈的炮火逼迫靠岸，最終不得不舉手投降。大鏟島戰(zhàn)斗共俘獲島上國民黨21兵團包括中將徐達在內的官兵共計80余人。
1950年1月，曾百豪奉令進駐大鏟島，并被任命為大鏟海關首任關長，擔負組建人民海關的重任。當時伶仃島一帶依舊盤踞著國民黨軍隊的殘部，伶仃島與大鏟島相隔僅24海里，曾百豪帶領一個排的兵力駐守大鏟島，他們白天是海關關員，夜晚是扛槍放哨的戰(zhàn)士。1950年3月31日和4月1日，國民黨軍隊出動了8艘軍艦炮轟大鏟島，曾百豪帶領戰(zhàn)士連同海關的關警一同奮力反擊，戰(zhàn)斗持續(xù)了兩晚，成功粉碎國民黨軍艦登陸大鏟島的企圖。4月18日，伶仃島的國民黨軍隊殘部被徹底殲滅。自此，大鏟海關得以正常辦公。不久后，曾百豪在大鏟島上辦起了一所小學，他帶領著一些學識功底不錯的海關關員做起小學的兼職老師，島上的漁民紛紛將孩子送到海關小學。
在中國共產黨百年的奮斗歷程中，像曾百豪這樣的共產黨員還有許多，正是因為在民族危難之際，有千千萬萬個革命先輩挺身而出、慷慨前行，才凝聚成了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豐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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